在「讀《村上春樹心底的中國》（上）」的末部，本來開了期票，說要在下篇談一下有關藤井省三，在書中評論兩岸三地的村上譯者的篇章，但是過了這麼久，才肯動筆寫下篇，真是自己也覺得有點不好意思（主要是自己太懶的緣故．．．）。
在讀《村上春樹心底的中國》之前，也約略知道有關藤井省三，對國內譯者林少華的譯筆有微言的情況。七月時，讀到《明報》世紀版中一篇《林譯村上：零分》的文章，林少華在文章中，反駁藤井省三在《村》中對他的批評，不過自己後來讀了這本書的第五章（〈百家爭鳴的翻譯森林－－中國、香港、台灣譯本的比較〉，下文簡稱〈百〉）後，倒沒有藤井省三簡化地將林譯評為「零分」的印象－－這可能是林少華自己有點反應過度－－但是作者崇賴明珠（某程度上也包括葉蕙）貶林少華的意圖，確是十分明顯的。
私見認為，要評論一個已翻譯同一名作家多本著作的譯者的文筆，比較的範圍應該可以再廣一些。在村上春樹中譯的例子中，林少華及賴明珠都譯了相當數量的村上著作，如果單以一本《挪威的森林》去比較兩者熟優熟劣，好像有點「點到即止，意猶未盡」的感覺。
我這樣說的原因，是因為村上春樹作品涉及的文體有不少，小說固然有之，散文甚至類廣告文宣的東西也有，不同文體要求的譯法也有不同，好像是讀《挪威的森林》而言，我自己是不折不扣的葉蕙版（博益）的支持者，賴明珠的版本一直有點抗拒，但是賴明珠譯筆下的《朝日堂》系列，以至村上的遊記等，自己反而十分接受（雖則也有「畫蛇添足」的事件發生）。或者是限於篇幅吧，如果藤井用來比較的範圍更大的話，結果可能會更好。
〈百〉的重點，在於翻譯的老問題「信、達、雅」。藤井省三認為，林少華特別重視「雅」而「稍微疏忽了所謂『信』的正確度」（頁二二七，所引頁數均係台北時報文化版）。讀到這個「信達雅」這個概念，我反而重讀了一次《傅雷與他的世界》（下左圖，金聖華編，香港：三聯書店，一九九四年）這本書，因為想起了傅雷經常提及，「譯文彷彿是原作者的中文寫作」（《傅》頁二一六），及「重神似不重形似，譯文必須為純粹之中文」（前引書頁二零八）的目標－－得承認，工作或多或少涉及翻譯的本人，是對這兩句是心悅誠服的，雖則自己「段數」太低，在實踐時永遠落得一榻糊塗。
如果將「譯文彷彿是原作者的中文寫作」這句話，作為譯者追求的目標，那麼放在村上作品中譯的情況，又應如何是好？假如村上春樹用中文寫作的話，他會用上他的口語文學體，還是用「優雅」、一如林少華譯筆下的文體？當然，如果是賴明珠的擁躉，又或是完全支持藤井省三的觀點的話，選擇當然會是前者，但在這個假設性甚高的問題中，加上我們又不是村上本人，大概我們的答案，都不會是最權威的唯一標準吧。
既然如此，「村上的中文寫作」會是怎樣的樣子，到了譯者手上，很可能涉及一個推敲的過程，去推度村上懂中文的話，他會如何寫這些句子、篇章。不過，這畢竟涉及非常重的個人主觀成份，例如我們心目中的「文學中的中文」是怎樣子，等等，都會影響結果。林少華及賴明珠如何看待村上中譯，都可能受他們的教育，及多年積聚下來的文學觀、翻譯觀所影響，因而得出不同的結論，也就造就不同的文體。至於哪個更優勝，亦恐怕是各有各看法，沒有絕對的對與錯吧。
其實，從林少華及賴明珠的譯文差異，也可以看出「對原著忠實vs譯者譯文風格」的問題。明顯地，林少華的「濃妝」是明顯將他的風格加進村上的原著中，而賴明珠的譯筆，是不折不扣的忠於原著。我自己讀這些譯本的經驗，是總覺得賴明珠的譯本「不太像中文」，反而林少華的版本「好像順暢得多」，這也是我曾經有一段時間－－大約是八、九年前左右－－專注的看林少華版，而遠賴明珠版的原因。換個方式說，我對林少華的「風格」沒有太大的反感（反而是職業病使然，自己對譯錯東西的「硬傷」就極為反感），只是「過與不及是隨時隨地都可能有的毛病」（傅雷致林以亮書，見《傅》頁三零二），但老實說，我沒有那種對濃妝是否太過的敏感，這也許是我一致覺得林少華的譯文「也可以讀」的緣故。
藤井省三的〈百〉中，提到人名翻譯的問題，以「直子」、「綠」及「木月」作例之餘，又稱讚賴明珠作出「無微不至的顧慮」（頁二二二）。藤井認為，在《挪威的森林》中，主角的名字「具有深刻的象徵」，所以有用片假名的做法，但批評林少華將名字全譯為漢字，是封閉「更深入解釋的可能性」（頁二二五）－－奇怪，其實葉蕙也是全譯為中文的，但是為何藤井只針對林少華？誠然，小說作為文學創作，處處也可見到作者的心血，對於讀者而言，處處也有解讀的空間，不過如果說《挪》中的人物的名字用上片假名，藉以讀音去引導讀者，去作出其他聯想的話，換成中文的話，應該如何處理？
譯者的責任，是引導不懂原作語言的讀者，去領會原作，這個說法應該沒有太多人反對，不過涉及到「對等」的問題時，在中文譯本中，將片假名變成羅馬拼音，雖然在形式上是跟隨了原著，但是對於不懂日文的人（包括在下）而言，還是領略不了當中暗含的喻意，未能達到「全面對等」的目標－－看到通篇都是Kizuki，真是一頭霧水的（雖然村上也對賴明珠說，翻成英文好了）。在中文而言，這可能要用上「諧音」甚或「食字」的做法，才有可能解決這問題吧，不過自己會認為，用上譯注，或是統一用上中文，會是比較保險的做法。藤井的批評，好像是吹毛求疵了些。
至於藤井在〈百〉中，指林少華有「中文國族主義思想」，以至林少華在〈林譯村上：零分〉之間「罵戰」，在我看來，實在有點無聊。我奇怪的是，藤井省三對於林少華的批評，已不止於文舉的分析，而是包括分析他的出身、經歷後，得出「不得已才搞翻譯」等等的結論，但這實在有點欠缺說服力。不過同樣地，我自己也覺得，林少華本人也太boast了些，好像上周出版的U Magazine中，林少華在〈尋找村上春樹：賴明珠X林少華〉中，他那些「讓我淪落成翻譯家」之類的說法，也令我對他「另眼相看」。看來林少華還是說少點較好。
說到底，不同的譯法沒有對與錯。反正村上自己本人也說過，他在乎的是翻譯的速度，即使譯文有點「差異」（a little off）也沒有所謂，又認為他不太擔心「語言表達的細節程度」（details at the level of linguistic expression），總之他對於作品獲翻運感到開心（Jay Rubin，頁三一一），爭著將林少華的譯文，說得近乎一文不值的程度（對呀，我的感覺是藤井在〈百〉中是去「插」林少華的），好像是有點怪了。
傑魯賓也在《聽見100%的村上春樹》（上右圖）說過，「譯者的主觀處理，無可避免地扮演重大角色」，他自己也提到，自己譯的村上著作，與伯恩邦及Phil Gabriel的譯本也有不同的風格，亦承認伯恩邦的 “exaggerated hipness of expression” 有助《尋羊冒險記》吸引西方讀者的注意（Jay Rubin，頁三二零）。如果村上本人在乎的是作品的傳播（當然，準確是重要的前提），而林少華的中譯版－－在我而言－－也不致於錯得離譜的情況下，我難免對藤井省三的說法有一點保留。
我想，對於此地的新聞工作者來說，每年一到十月初，會是相當「頭痕」的時候－－諾貝爾獎的得主名單，在個多星期之內陸續公布，但是每日傍晚守候在電腦前，看到通訊社傳來得獎人名稱時，都會有數個疑問：他／她／他們是誰？要如何解釋得獎主的成就？偏偏科學類獎項的得獎者，所進行的研究不是一時三刻，就可以理解的（畢竟熟悉科學的人比較少），要深入淺出地向讀者／觀眾解釋，實在是一件苦差。
